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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复礼简介_袁复礼个人资料_袁复礼微博

2016-11-27 23:39:26 科学百科 阅读 2 次

生平简介/袁复礼 编辑

1912年 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
1913—1915年 清华学堂高等科学习。
1915—1917年 美国布朗大学学习。
1917—1920年 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硕士学位。
1921 年回国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技师。
1927—1932年 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
1932—1937年 任清华大学地学系教授、系主任。
1938—1946年 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教授。
1946—1952年 任清华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
1952—1969年 任北京地质学院教授。
1964年 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78—1987年 任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教授。

袁复礼
袁复礼袁复礼,河北省徐水县人,祖辈为官宦人家,父亲曾中过秀才,袁廷彦之孙、袁同礼之兄、袁敦礼之堂兄。祖母彭氏出身于苏州名门世家,读过私塾,为供几个孙子上学,她先后到天津师范学校和奉天师范学校教书。袁复礼1908年到1912年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祖母的教养和期望对他影响很大。

1913年袁复礼考入了清华学堂高等科,1915年被保送美国。开始在纽约建筑学校办的暑期学园学习,后进入布朗大学学习英文、世界历史、生物学、植物学等课程。一次他听了有关海滨地貌的讲演,由于大自然的奇异现象使他对地质学发生了兴趣,1917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正式学习地质学,1918年获学士学位。在学习期间,他广泛汲取各种先进知识。他帮助一位数学老师翻译了《永乐大典》中的“中国山水地形”(郭璞《葬经》)。他十分注重实践,在夏夜里,刻苦地进行天文测量,还到过得克萨斯州进行三角测量,到俄勒岗州学习潮汐观测,还参加了纽约市地下铁道的工程地质工作。他研究了哈德逊河西岸玄武岩的重力分异,第一个在那里划分出了橄榄岩,他于1920年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美国布朗大学教世界史的老师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袁复礼跟他学到了许多考古知识。研究生学习期间,他协助导师整理采自世界各大矿床的岩石和矿石标本。6年丰富的学习生活,为他一生从事地质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1年11月袁复礼因母病提前回国,被农商部地质调查所聘为技师。1921年12月应江苏省实业厅邀请到南京凤凰山铁矿指导勘探工作,第二年提交了储量报告。1921年冬,袁复礼同瑞典学者J.G.安特生(Andersson)到河南渑池仰韶村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获得了重要发现。1923年5月到1924年8月他到甘肃作地质调查,首次确定了中国有早石炭世晚期地层。1923年到1926年曾在北京大学兼课,1927年在清华大学任教。1925年冬到1926年夏,2次到山西夏县西阴村作考古工作。

1927年5月到1932年5月参加中瑞合作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任中方代理团长3年,发掘到各类爬行动物化石72具。1932年到1937年在清华大学地学系任教授、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学校南迁到长沙,他在长沙临时大学任教。1938到1946年,袁复礼一直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地质人才。抗战胜利后,1946年学校迁回北京,他继续在清华大学任地质系教授,再次担任系主任。

1952年院系调整,袁复礼到北京地质学院任教授。此时,他年逾花甲,不再担任行政领导职务,专心从事教学工作。同时,他在冀东完成了迁安、卢龙、滦县简测地形图,并在迁安铁矿进行过铁矿评价及圈定矿体的工作;他参加了长江水利综合考察和三峡水利枢纽的选址工作;参加了黄河中、上游水利考察和三门峡、刘家峡的选址工作;曾为北京地铁选线献计献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虽然已是85岁,还培养了多名研究生,并以深厚的外文功底和广博的地质知识,参加编译了《现代科学技术词典》、《韦氏大辞典》和《英汉辞海》;审校了《英汉常用地质词汇》、《英汉地质词典》等外语工具书;重新回忆整理发表了西北考察回忆录。

袁复礼参加创立中国地质学会后,从1922年起即为该学会会员,曾任理事、名誉理事。还曾任中国地质学会第四纪冰川及第四纪地质专业委员会名誉委员,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理事,李四光研究会名誉理事长。曾任燃料工业部顾问(1950年),河北省政府工业厅顾问(1951年),河北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委员(1950年),河北省第一届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1951年),河北省第一、第二、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1958年、1963年),第三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4年)。

创立学会/袁复礼 编辑

倡议成立中国地质学会,首次发现中国早石炭世地层

袁复礼
1916年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教员与毕业生合影

1921年11月,袁复礼从美国留学归来,与1920年从美国学成回国的谢家荣交谈认为:欲发展地质科学,当务之急应建立一个学术团体,以便进行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开阔视野,跟上时代。他们向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和矿产股长翁文灏提出建议,得到了他们的赞同。丁文江责成他们用英文起草了《中国地质学会章程》,经外国学者葛利普修改和审定,最后由翁文灏译成中文。1922年1月27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地质调查所正式成立,这是中国成立最早的学会之一,为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和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成立会上,他被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志》编辑。在中国地质事业的开创时期,袁复礼做了大量基础地质工作,而最重要的是1925年在甘肃武威(现划归天祝)西南35公里的“臭牛沟”发现了丰富的海相化石,其中有许多新的属种,如袁氏珊瑚(以袁复礼姓氏命名)、大长身贝等,其时代与西欧的“韦宪期”相当,为此,他第一个确定了中国有早石炭世地层,为中国南、北方石炭纪地层、古生物对比和古地理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袁复礼应用丰富的野外实践经验和几十年教学科研工作中积累的资料,开出了新中国第一门《地貌和第四纪地质学》课程,编出了中国第一本《中国第四纪地质学》教材,首次提出了中国第四纪地质的特点和分区。他是中国地貌和第四纪学科的创始人之一。

西北考察/袁复礼 编辑

在国内第一次发现大量爬行动物化石

袁复礼
袁复礼在内蒙古

1927年10月,中国和瑞典联合组成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瑞方团长斯文赫定(SvenHedin)博士和中方团长徐炳昶教授,将袁复礼在新疆最初发掘到七具完整的三叠纪爬行动物化石的消息向国内外通电后,北京《晨报》、天津《大公报》和国外的一些报纸都在显着位置刊登了这条消息,引起了国内外有关学术界和文化界的重视。3年前,美国人R.C.安德鲁(Andrews)在蒙古发现了恐龙化石,他曾嘲笑中国人无能。袁复礼历经磨难,不畏艰险,终于不负众望,在北疆等地共发现和采集了72具爬行动物化石,其中比较完整的新种有:新疆二齿兽(Dicynodonsinkiangensis)P2;布氏水龙兽(Lystrosaurusbrooni)T1;赫氏水龙兽(Lystrosaurushedini)T1;魏氏水龙兽(Lystrosaurusweidenreich)T1;袁氏阔口龙(Chasmatosaurusyuani)T;袁氏三台龙(Santaisaurusyuani)T;奇台天山龙(Tianshansauruschi-taiensis)K1;宁夏结节绘龙(PinacoSaurusninghsiaensis)K等。发现如此众多而且完整的爬行动物化石,不仅有中生代白垩纪、侏罗纪和三叠纪的,而且有古生代晚二叠世的,这在当时是轰动中外的重要发现。在古生物进化史上,早期兽形类动物化石的发现和它们的地理分布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以前,外国学者在非洲的卡鲁群中找到了二叠、三叠纪的水龙兽和二齿兽等化石,后来在乌拉尔山西北坡也找到了,这次在新疆也发现了同类化石,这对早期兽形类动物的分布和演化中心的研究,对确定当时几个古大陆的再造,以及全球构造的研究都有着重要意义。从此,中国古脊椎动物的研究进入了国际先进行列。袁复礼为中国二叠、三叠纪陆相地层和古脊椎动物的研究,为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后人谈到袁复礼在西北考察中的功绩时,都十分敬重他的精神。30年代的新疆,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十分严酷,许多地区盗匪横行、野兽出没、渺无人烟、四野荒凉。袁复礼在新疆5年,靠驼运和步行,在“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的险恶环境中考察。1928年9月下旬到10月末,袁复礼带领的小队在三台以南5公里的大龙口,发掘到了分属42个爬行动物个体的袁氏阔口龙和袁氏三台龙等化石。1930年夏第二次进入大龙口,又采掘到分属15个个体的赫氏水龙兽等爬行动物化石。12月6日,他们在奇台县北70公里的白骨甸,在晚侏罗世泥质砂岩的一个风蚀残丘上,又发现了两架大型恐龙骨骼,当时天寒地冻,朔风呼号,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发掘。后来袁复礼给古生物学家杨钟健的信中,追述了他们发掘天山恐龙的过程:

“该地无人无水,弟在冬季11月28日抵该处,见化石层即停止(该处最宜秋季开采,夏季大风,炎热,温度37℃,无水)。次日大雪,弟等取雪煮水,作饮食之用。后3日大风,将地雪融化,只得令驼夫每2日至煤窑取水4驼筒。12月中旬.雪又绵延,水无问题,而发掘则成问题。因此次大雪以后,地面岩石将冻坚固,无法使用锥斧及其它细小工具,只有采左近琐琐柴,在一个帐房内炼木炭并煮水,及做大锅面糊,在一个帐内采天山龙,无帐房,飞大雪,柴不燃,水亦不热。采掘方法系将木炭烧红,布满地上,在地上已融化之石渣中,遇骨骼,即将开水注入,使骨与沙分离,并加小凿凿出,立刻用热面糊及麻纸白布裹好,常常不干即冻。3月中旬回迪(即乌鲁木齐),运到迪化后,将冻包放日光下,布纸浆糊一起解冻,石沙亦有堕落。如此,所采恐龙四五大包,晒了1个多月,布又洗过再重新包好。”

袁复礼
西北科学考察

为了发掘一个大型的恐龙骨架,他们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连续工作了约4个月。恐龙发掘出来了,而袁复礼的脚却冻伤了,回到乌鲁木齐后,经过手术和休养3个月才痊愈。

新疆考察结束,各团员都取道西伯利亚乘火车东归。袁复礼则选一条新路线,于1931年11月离开乌鲁木齐,继续考察东归。他为了寻找1927年西行时发现但没有来得及做工作的红沙层,自己带一小队人绕道往南追索。1932年3月4日,在人烟稀少的沙丘中,又发现了一具大型恐龙“宁夏结节绘龙”。

发现如此众多而且完整的爬行动物化石,当时在世界上实属少见,斯文赫定(SvenHedin)在世界各地演讲,谈到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功绩时,总是把袁复礼的发现放在第一位。袁复礼为此获得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北极星奖章”。

考古事业/袁复礼 编辑

中国考古事业的先驱之一

袁复礼
仰韶文化

1920年秋天,在北洋政府农商部任矿政顾问的瑞典学者J.G.安特生(Andersson),派人到河南采集古生物化石时,在渑池县仰韶村向村民买到了许多石器,引起了他的注意。经中国政府批准,袁复礼和安特生于1921年10至12月到仰韶村开展考古发掘工作。袁复礼在参加发掘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据袁复礼回忆,他和同事们在仰韶村对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进行发掘,收集到带土的实物十余箱,其中有许多石器、骨器和陶器。陶器中多是粗陶,但也有一种素陶,内外都磨得很光滑,外部纹饰十分精美,上有人、兽形的盖纽。1923年安特生将发掘的成果,以《中国的早期文化》(AnEarlyChineseCulture)为题发表。袁复礼把其节要译成中文,取名《中国远古文化》。1924年他应清华大学校长之请,为学生作了《石器时代》的报告。此项发掘,揭开了中国史前社会研究的序幕及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第一页,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进而推动了国内的考古工作,在黄河流域也陆续发现了同样性质的村落遗址一千余处。人们为纪念最初的发现,都以“仰韶文化”来命名同一时代的文化。“仰韶文化”成了一个世界性的研究课题。

1925年冬和1926年深秋,一支由李济和袁复礼两位青年学者组织的小型田野考古队第二次前往山西省南部夏县的西阴村进行考古,挖掘一个他们上次调查到的名叫灰土岭的遗址。2个月内,他们采集了76箱出土文物,带回北京清华大学研究院研究。在发掘中,采用的工具虽然简陋,但操作十分精心,采集到的陶片没有工具摩擦的痕迹。对出土文物,采取“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等方法登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持进行的用现代考古学方法所作的遗址发掘。以后学术文化界充分肯定了这次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认为它是考古学上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科学方法结合较好的一个实例,推动了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

地质教育/袁复礼 编辑

从事地质教育,培育了几代地质学家

袁复礼
西南联合大学

早在1922年9月,袁复礼就在北京大学兼课,讲授地质学。从1932年起,袁复礼在清华大学任教,担任地学系系主任,当时图书设备较缺,他四处奔走筹集经费,添置标本、图书和仪器;师资力量缺乏,他多方聘请优秀人才来校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被迫南迁。1938年2月,他和闻一多、黄子坚、李继侗等10多位教师组成“湘黔滇旅行团”,爬山涉水抵达昆明。一路上,他不顾旅途劳累,指导学生采集各种标本、观察地质现象和测制路线地质图。学校迁到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此时办学条件极为困难,他以加强基础理论教学和传授广博的知识来加以弥补。同时通过各种途径,从西康、四川和云南等省承揽一些地质调查或勘查矿产的任务,让学生增长实际知识和学会野外工作方法。他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习,而且十分关心学生的生活和毕业后的出路。当时,昆明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袁复礼坚持站在进步学生一边。有一次,他出校门时,特务认出他是联大教授,要他表明对罢课的态度,他表示坚决支持学生罢课,遭到了特务们的毒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建设急需地质人才,他领导清华大学地质系与北京大学地质系合作培养了200名新型地质人才(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留下的地质人员的总数)。并给海外的留学生写信,号召他们回来报效祖国,邀请分散到各地的优秀毕业生来校任教。袁复礼知识广博,讲授过地文学、地理学、地貌学、地形测量学、地质制图学、普通地质学、矿床学、岩石学和地史学等课程。他培养的许多学生,已成为知名的地质学家、教授和高级工程师。


家族故事/袁复礼 编辑


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知识界有句话,叫“宋氏有三龄,袁氏有三礼”。“袁氏三礼”即袁同礼、袁复礼、袁敦礼,袁同礼为北京图书馆馆长,袁敦礼为北平师范大学校长,袁复礼是清华、北大、西南联大教授,名头颇多,被誉为“中国人中参加史前考古发掘第一人”、“中国人研究现代冰川的先驱”、“中国地质科学奠基人之一”,等等。

主要论着/袁复礼 编辑

1、《甘肃平凉奥陶系笔石层》.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25,4(1):19—20.

2、袁复礼.《甘肃东部地质略记》.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25,4(1):21—28.